施工现场工人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机理研究

 陈伟珂，陈瑞瑞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384)

摘要：为探讨施工现场工人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利用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构建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及人际关系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均显著相关；个体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不良职业心理无显著影响，但对不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不良职业心理在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之间不仅存在直接显著关系，且工作压力还可以通过产生不良职业心理从而影响不安全行为。

关键词：不安全行为；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结构方程( SEM)

0  引言

 心理是行为的主要预测变量，外显的行为受内隐心理活动支配，反过来，心理活动只有通过外界刺激后的肢体行为才能得以表现，人的不安全行为需要通过心理分析来消除。工作应激元素能够显著影响人的心理，并造成人的生理及心理功能异常，增加产生不良职业心理甚至心理疾病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工作压力已成为导致世界范围内员工产生不良职业心理的主要根源之一。施工现场工人长期处于高工作要求、低工作资源、低社会支持的情境中，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难以匹配，在需求与理性应对这些需求、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过程中，极易造成现场工人的工作压力。

 持续高水平的工作压力使机体内用以适应和调节压力的能量和精力耗尽，造成工人生理上四肢乏力、心跳加快和身体疲惫，心理上出现焦虑、抑郁和烦躁等职业心理问题。同时，不良职业心理很可能导致工人认知上出现自我评价低、无法集中精力和健忘，行为上多抱怨、争执、挑剔、不负责甚至逆反，对各种因素作出错误的感知和判断，从而选择不正确的行为方式。海因里希事故致因理论指出，80%以上的事故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因此，探讨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作用机理，对有效控制不安全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工作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必然导致身体疲劳和情感衰竭，势必会引发个体生理、心理疲劳等各种负面效应，严重损害个体生理心理健康。刘方琳等通过定性研究运动员心理疲劳问题发现生理、心理疲劳均容易引发麻痹和逆反等职业心理疾病。根据心理学原理，不安全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良心理的存在，不良心理在外化环境的作用下引发不安全行为。苗久合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引发事故的因素中，与不良心理有关的占到94%，且这些不良心理常相互交错造成较大的心理状态波动，严重干扰施工工人行为方式的选择。李乃文通过构建不安全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模型证实不安全心理对不安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反生产行为的压力一情绪理论指出，工人在工作场所感知到工作压力后会引发负性情绪反应（如厌倦、愤怒、焦虑），长期的负性情绪作用下职业心理疾病随之产生，最终可能会导致反生产行为尤其是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目前，很少研究工人不安全行为本身的产生机制，而且工作压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与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绩效的相互作用方面，而关于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尤其是加入不良职业心理变量的关系研究是很少见的。

  基于上述情形，在研究目标上，本研究通过分析工作压力的来源，构建施工工人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多层次模型，为不安全行为干预提供理论基础；在研究思路上，借助行为心理学理论，以工作压力为前因变量，不良职业心理为中间变量，不安全行为为结果变量，揭示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的作用机理和途径，为干预不安全行为提供新视角。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工作压力已被看成是“21世纪的流感”，备受社会关注。但由于研究视角不同，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为大家所认可的概念，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认识即从静态人手探讨工作压力本质的的静态学说和从动态人手探讨压力源、中介变量、压力结果与反应之间关系的动态学说。常用的工作压力模型有三个：个体一环境适应模型、工作要求一控制一支持模式和lazarus的认知交互作用模型。虽然三个理论模型各不相同，但工作压力的研究存在共性，即工作压力源是工作压力问题最核心的内容，并把工作压力来源分为：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及个体因素。具体假设关系见图1。

 1)工作安排。施工过程中，工作班次、工作期限、工作量等工作任务的安排都会给施工工人带来生理和心理负担。工作班次时间越长，工作量越大，工作时间要求越紧迫，施工工人越容易产生较大的工作压力，极易衍生倦怠、疲劳、麻痹、自负、冒险、从众甚至是职业枯竭感等不良职业心理，从而直接或间接干扰作业工人行为的选择。由此提出下列假设：H1a工作安排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H1b工作安排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2)工作环境。生理学家认为在噪声环境下，工人的谈话、传递口令等都会受到严重干扰，容易产生厌倦、焦虑心理，甚至影响工人的思维；剧烈的振动也会使得工人易产生疲劳、烦躁甚至呕吐、头晕，导致工人不能得心应手，陷入倦怠等压力症状，没有精力表现出安全遵守行为，从而增加不安全行为出现的概率。加之，照明、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作业工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基于此形成下述假设：H2a工作环境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H2b工作环境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3)管理政策。施工现场工人长期处于被管理和低社会支持的情境中，尤其关注企业的薪酬考核、奖惩及福利制度。企业管理政策不合理诱使工人身心压力过大，产生紧张、恐惧、消极、否定、逆反等不良心理，并逐渐激化成对企业的抱怨不满，影响其行为，造成不安全的生产状态。据此假设：H3a管理政策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H3b管理政策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4)人际关系。尽管工作中人际关系与工作本身无直接关系，但是人际关系的紧张恶劣造成工人工作过程中心情不愉快，工作非常压抑，因而感到压力较大，其对工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屡见不鲜，如富士康“十三跳”。而且工人与管理者、同事以及自身家庭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工人的工作态度，造成工人思想压力，产生压抑悲观失落甚至抵触对立情绪。据此假设：H4a人际关系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H4b人际关系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5)个体因素。工人学历及技术知识、职业目标、行为能力等因素存在缺陷或不匹配，不能胜任或承受工作要求，造成工人生理一心理形成巨大的负担，极易诱使工人产生恐惧、焦虑及无奈等不良职业心理，甚至采取激进冒险孤注一掷的不安全行为。据此假设：H5a个体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H5b个体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在安全生产中，麻痹、侥幸、捷径及逆反等不良职业心理往往会诱导工人选择不安全的行为方式。据此假设：H6不良职业心理疾病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量表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特点，参考相关文献[16 - 17]，确定本研究变量的测量量表。使用工作班次、工作期限、工作量3个项目测度工作安排，使用噪声、振动、温湿度和照明4个项目测量工作环境，使用薪酬考核、福利及奖罚制度3个项目测量管理政策，使用工人与上级关系、工人与同事关系、工人家庭关系3个项目测量社会生活，使用工人学历、自我认识和职业目标3个项目测量个体因素。

2.2  数据收集及样本分析

 本研究测量问卷设计采用Likert量表的形式，测量分为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个等级，非常不同意为1分，非常同意为5分。涉及到工作压力因素有关的问卷项目23项，不良职业心理的问卷项目8项，不安全行为的问卷项目10项。选取天津市中铁十七集团有限公司的钢筋工、模板工等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303份，回收有效问卷297份。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因子分析，剔除3项工作压力因素项目。根据优化后的项目再次对石家庄、郑州、无锡、合肥等多个施工现场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问卷的发放和有效问卷的回收均达到了数据分析的要求。

 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及项目本身特征会造成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效应进行检验。通过对未旋转时的因素分析，析出的第一主成分和前面因素的方差解释量分别为为0. 213、0.683，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变量间的路径系数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2.3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检验量表效度。运用SPSS 21.0对问卷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球形近似卡方检验值为4 511. 78，显著性水平为0.000<0.005，则问卷设置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KMO为0.803>0.6，适宜做因子分析。依据碎石检验原则和陡坡图，工作安排征、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及个体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4. 356、3.875．2.267、1.659、1.257均大于1，5个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是59. 760%，说明选择的5个因子是比较理想的。

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运用SPSS21.0对样本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量表总体信度系数Cron-bach ’s d为0.846>0.6，因此该量表的一致性较高，且工作特征、工作环境、组织制度、社会生活和个体因素五个潜在变量Cronbach ’ sa系数分别是0.878、0.786、0. 834、0.835、0.824，均高于0.6，说明其可靠性可以接受。组合信度均在0：736~0.823之间，均大于0.6，说明模型内在质量较好。变量平均变异抽取量值均大于0. 45，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聚敛性。16个测量项目的因子负荷量在0. 564~0.869之间，且测量项目￡值均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测量项目都能够很好地解释其测量变量，由此证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综上，本研究量表信度和效度满足分析要求。各变量的基本统计和信度分析数据如表1所示。

3模型验证

3.1  建立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采用AMOS17.0建立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及个体因素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主要拟合度指标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相关拟合指数均达到判断值要求，说明建立的模型较为理想，是可以接受的。

  一般情况下，参数估计量t>1. 96或者P<0.005时假设可以通过。从表3的假设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工作安排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不安全心理的参数估计值7. 235>1.96，且该路径系数的P值为0.001<0.005，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工作安排与不良职业心理显著相关，即H1a假设通过。同理可得假设Hlb、H2a、H2b、H3a、H3b、H4a、H4b、H5b及H6通过，而H5a的P值分别为0. 620均大于0.005，所以假设未通过，即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个体因素对不良职业心理无显著影响，但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影响；不良职业心理对不安全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的结构模型如图2，其中实线表示假设通过检验，虚线表示假设未通过检验。

3.2  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关系分析

由表3可知，变量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方式有2种情况，一种是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一种是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工人会产生不良职业心理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运用SPSS21.O分析工作压力源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全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但相关关系只是反映一种影响趋势，为检验不良职业心理的中介作用，基于问卷调查和相关分析结果，提出可能的3个可能的竞争模型：Ml直接作用模型即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分别影响不安全行为，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仅存在相关关系；M2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即工作压力既通过不良职业心理影响不安全行为，又可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M3完全中介作用模型即工作压力仅通过不良职业心理影响不安全行为。利用候杰泰、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得出3个模型修正后的拟合指标如表5所示。

 拟合指标在满足表2指标判断值得基础上，其中卡方值／自由度较小，GFI、CFI、AGFC、TLI均较大，RM-SEA较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分析表5不难发现模型2为最佳模型即不良职业心理在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3.3结果讨论

 1)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存在直接显著关系，且工作压力还可以通过不良职业心理影响不安全行为即不良职业心理是工作压力、不安全行为的部分中介变量。工作压力一旦超出工人的承受能力，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异常，造成人体疲劳，工作倦怠，在偷懒思想的引导极易做出不安全行为；同时工作压力过大也会造成工人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以及麻痹、冒险和侥幸、逆反等不良职业心理，根据心理行为理论，心理状态决定工人的行为选择，在不良职业心理的指引下，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组织管理者应高度重视工人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不良职业心理。

 2)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及人际关系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均显著相关。施工现场任务量大，持续工作时间长，工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状态，极易造成麻痹和偷懒等不良职业心理，省事省能思维模式下的工人会容易选择冒险侥幸行为。加上施工现场环境复杂恶劣，基于工人是“经济人”假设，薪酬考核及经济处罚制度尤其是考核制度的不公平、经济处罚制度的不合理都会使得工人产生极度不满情绪，往往会导致工人逆反等不理智行为。同时工人又是“社会人”，根据人际关系心理学可知工人与上级、工友以及自身家庭的关系氛围家直接影响工人的工作心情和压力。故组织管理者可以采取合理安排作业作息时间和工作班次，制定合理工资考核和经济处罚制度，给予作业工人人文关怀等措施缓解工作压力，疏导不安全心理，尽可能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3)个体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不良职业心理无显著影响，但对不安全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作业工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是初中及以下学历，一般无法从事较高端的脑力工作，对个人职业目标要求较低，期望值也较低，工人大多已经习惯逆来顺受，安于现状。而且施工工人对经济物质的需求高于对精神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所以个体因素不容易产生工作压力和不良职业心理。但是工人的学历及知识水平都会影响工人行为的抉择。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建立工作压力、不良职业心理与不安全行为结构模型，验证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及个体因素与不良职业心理及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具体结论如下：

 1)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人际关系及个体因素带来的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显著相关，为基于工作压力视角减少工人不安全行为提供有效途径。

 2)工作安排、工作环境、管理政策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工作压力是显著影响不良职业心理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可以从调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环境和管理政策，关注工人人际关系四个角度采取措施减小工作压力，避免工人不良职业心理的产生，从而保证工人施工安全。

 3)工作压力与不安全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由因到果的单向过程，而且工作压力还可以通过不良职业心理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不安全行为，该途径为干预工人不安全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