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古及今，歌咏昭君的作品不绝如缕，不同时代的文人不断重复着昭君的故事，同时又给这一题材注入新的艺术生命，使歌咏昭君的诗词曲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和艺术风貌。宋代昭君诗大多把昭君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时代、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在诗中表现了宋代文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对女性“红颜祸水”的误解，以及对和亲政策的反对。
论文关键词：昭君出塞,形象,悲情局限
昭君出塞的史事是中国文人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昭君也一直被人们同情、赞颂和怀念着。作为一个历史主体，昭君带着她的个人情绪步入文学殿堂。在歌咏昭君的作品中，“昭君怨”一直是一个传统母题，也给描写她的诗歌奠定了“哀怨忧伤”的悲剧性基调。历代文人对昭君出塞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众说纷纭的嘈杂之中，亦有宏声巨响作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到了宋代，文人们在吟咏昭君出塞的历史母题是多在他们诗中对历史命运风云变幻的深沉思索和对现实生活中风云激荡的功业的渴望。他们把昭君作为自我理想与哀愁的精神载体，在对其悲剧命运的深沉哀叹里，渗透了宋代文人特有的负重感与价值观。显然，诗歌中这种情感的变迁不仅与时代思潮的演进、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也和士人们的心态改变、视野拓展相一致。
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宋代是文官政治的黄金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尚文轻武成为了贯穿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这使得宋代文人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在宋代咏昭君的诗作里，流露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怀才不遇，还有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忧虑以及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王安石的《明妃曲》之所以名贵一时，就在于善翻古人之意，立意新颖，思深气锐，议论胜人。“人生失意无南北”借昭君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感慨，以对昭君这一位女子命运的同情转出广阔的人生主题，揭示了封建时代“人生失意”和“士人不遇”的普遍性。“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 , 人生失意无南北。”这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至理名言，它很容易超越时空界限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封建社会的士人们，积极入世的精神和仕宦沉浮的命运往往相互交织，“人生失意”的感慨几乎无处不在。当人们读到这两句诗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仕宦沉降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沉重的历史感和种种复杂的人生况味。王安石的《明妃曲》是昭君题材诗的个里程碑，将昭君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时代、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以及与君王的不相知扩大到人生相知的层面，张扬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的思想。把王安石这一思想表现得更为直接的是宋人吕本中，他在《明妃》一诗中大胆指出“人生在相合，不论胡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异地人。”吕本中从人性的角度打破了长期以来横亘在汉胡之间的大防，在诗人眼中，昭君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对人生“相合”“知心”的渴望是人类最普通，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王安石、吕本中站在人性的立场而非民族的立场来塑造昭君，将昭君对知音的求觅放在广阔的时空当中，这种全新的角度视阔，文学论文发表扩大了昭君形象的升华。而且“相知”又何曾不是封建士大夫们对“明君贤臣”这种“两美必合”的美政理想的渴求与向往。
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在宋代士人的咏昭君的诗作里，流露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切忧虑，以有渴望建功立业的渴望。
“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赵文《昭君词》）诗人借此表达自己在面对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大义的选择时，也能抛开一己之私利，勇赴国难，为了大义不惜杀生成仁，舍生取义。
“汉家失计何所获,羽林射士空白头。白璧骏马无时无,倾城倾国难再得” (姚宽《昭君曲》)“当时本有平戎术,中国难容绝世姿。忍死定仇娄敬策,惜生不遇武皇时” (李曾伯《昭君溪》)。在对昭君“慷慨尊前为君去”的肯定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充塞于这些诗人胸中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和迫切的参与意识。他们渴望在这民族斗争的风云际会之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去维护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但生不逢时的遗憾,更激起并强化了他们追慕昭君,渴望安国靖边的情怀。这种情感在许多诗中都有表现,如郭祥正的《右王昭君上马图》:
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成。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
又如陈长方的《王昭君》:
巫峡江边岁屡更,汉宫日月亦峥嵘。此身端可清边患,谁惜龙沙以北行。
三．对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误解。
在中国的封建君主时代，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女人是祸水”的迂腐观念根深蒂固，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因此宋代文人在歌咏昭君的作品中也多少透露出他们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如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谩录之》:
伐国曾闻用女戎,忍留妖丽汉宫中。如知褒姒贻周患,须信巫臣为楚忠。青冢不遗芳草恨,白沟那得战尘空。解移尤物柔强虏,延寿当年合议功。
于石《读明妃引》:
周求莘女终亡纣,越献西施竟灭吴。马上琵琶徒自恨,不思强汉弱匈奴。
在这些诗中，昭君只不过是用以安定匈奴的权宜之计，利用她的美色“柔强虏”。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个与专制君主关系密切的女性,常常能以一己之作为深刻地影响整个王朝的命运。对此,宋代的士人有他们明确的认识。但基于红颜祸水的偏见,以及两宋始终坚持的对所谓“女祸”的防治,使一部分诗人偏重于从消极的角度来审视昭君的历史作用。所以,这些诗歌虽然也承认女性同样具有改变时代命运的作用,却又都不加区别地将昭君和其它女性一概斥之为红颜祸水。象这样的诗句在昭君诗中还有许多。例如“大阉当国国势卑,坐致匈奴辄轻汉。请昏荐女不自惭,画师微罪翻深按” (刘才邵《昭君出塞行》)； “世人重色多唏嘘,不思婉娈同戈殳君王早识应耽娱,皇天为遣投穹隆。乃知汉计自不,画工忧国非奸谀。君不见后世佳人号太真,坐令九鼎污胡尘。当时早解挥妖丽,长作开元一圣君。 ”(陈宓《和徐绍弈昭君图》)
四．对和亲政策的反对
中国的汉民族自称“华夏”、“天子之国”，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早在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中就流露了“殊类非所安，所贵非所荣”的民族意识。到了唐代，虽然国力强盛，思想开放，对异民族文化宽容接纳，但也表现出一种民族的优越感，在歌咏昭君的诗作中也有反对和亲政策的。如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李中《王昭君》更是说道：“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 宋王朝立国之始，就面临着民族矛盾的重重包围，契丹贵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辽与党项贵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西夏各据一隅，使宋腹背受敌，这使得宋人的神经时刻准备应付各种天灾人祸。昭君的出塞，使他们联想到国势衰弱，外族入侵，朝廷偏安的现实，联想到重臣武将苟且偷生，朝廷妥协投降等问题。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宋代，反对和亲的呼声更加强烈。如陆游《明妃曲》：“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掖庭终有一人行，敢道君王弃憔悴！双驼驾车夷乐悲，公聊谁悟和戎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