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研究

论文导读:：“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得到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重大领域的突破，“中国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得到了升华。
论文关键词：“中国模式”，形成，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

　　“中国模式”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髦用语，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中国模式”内涵，目前尚无统一和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框”，而是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彻底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而形成并得到不断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具有特殊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惠及民生为发展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为典型特征，以推进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重要支撑，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紧密结合并相互推动。
　　一、“苏联模式”反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探索
　　“中国模式”最终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初，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P665）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形成，“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P671-672)因而，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了深刻论述，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中国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等。
　　然后，迫于外部压力和认识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把目光瞄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并“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P45)并认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2](P332)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最初采取的是照搬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曾讲到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3](P113)既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我们在搬用“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而且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东西。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核心期刊目录。毛泽东比较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只能搬’，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3](P108)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走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还需要对“苏联模式”中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通过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取得新的成果。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1958年，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有许多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比如，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结果吃了亏；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形成，“一条腿”走路；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在工业问题上，注意了重工业，没有注意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不讲上层建筑。“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P720)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P717)的重要论断，而且指出可以考虑开办私营工厂、搞国营或搞私营投资公司；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受此启发，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进行了概括。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P213)
　　二、“中国模式”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以及探索和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从根本上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发展，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不断推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在这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模式”的出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突破，就不会有“中国模式”的出现。同时，“中国模式”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