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银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分析

论文导读:：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从企业还贷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出发，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
论文关键词：软预算约束，信贷违约，博弈分析

　　0 引言
　　有关经济转型时期企业信贷违约和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因素。（姜烨，2004）认为国有银行产权主体的缺位，所有者（国家和中央银行）的监督和制约十分弱化；银行经营层对银行经营的效益缺少直接的利益冲动，风险意识淡薄，难以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1]。（2）市场因素。在信贷市场上银行和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会因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蒙受损失。（3）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因素。企业经营不善，社会信誉低下，法制观念不强和经济周期的变化，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以上三种因素都是从银行活动的外部因素来分析银行风险。（4）软预算约束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尔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理论，出现了一种从银行活动的内在特点出发，即银行信贷的跨期性和信贷资产的不可逆转性来探究银行风险产生机理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软预算约束理论（Soft budget constraint theory）[2]。自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 1995 对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开拓性贡献以来,软预算约束理论在分析银企经济行为及其绩效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该理论认为，一旦一国经济中存在较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该国的经济绩效必定低下。事实上,银行机构本身也会导致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庞泽博弈（Ponzi game） 就是一个例子。在 Ponzi 所分析的博弈模型里，一个借款者在无穷长的时间界区内，实际上可以通过不断地向新的银行贷新的款项,来偿还旧债的利息而不是旧债的本金。因为每一家银行只考虑自己放出去的贷款能否收回利息，因此单家银行不会担心自己的收益,也不会对借款的企业实施严厉的约束。这样,由于单独的银行与作为整体的银行业是分离的，使借款的企业有可能钻到空子，以至于所欠的款项可能无限扩大与延伸。我国政府的决策不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还要关注社会政治利益（Shleifer,A1 , Vishny , R., 1994），如政府的长期合法执政政府的政绩与声誉、政
　　治家的当选与升迁、社会的稳定、工人的就业、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社会福利水平等。因此，作为全能政府的中国各级政府，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对政府（或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投资与再投资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尽管对某项投资就经济上的考虑是不划算的,但若从政治上考虑，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利益。我国政府将社会政治利益纳入投资的目标函数后，即使对于在经济上亏损的投资，政府也可能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通过各种方式诱使银行对项目进行贷款和再融款，这样，就会出现企业违约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1 软预算约束的理论综述
　　软预算约束，最早是由（Kornai，1979；1980）[3][4] 提出的。它最先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在发生亏损后，政府或其贷款人对其进行救助的现象。（Shleifer and Vishney,1994）[5]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政府或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解救和再融资可以获得国有企业的政治支持。这样，政府在对国有企业实施解救和再融资时就不仅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且也考虑到政治利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扭曲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也严重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然而，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集权经济中，在其他经济环境甚至在完全分权的私有制经济中也大量存在。对于企业软预算约束形成机理的理论文献很多，总结起来可分为二类：一种是外生解释（也称政治性的解释）博弈分析，另一种是内生解释（经济型的解释）。外生解释认为软预算约束源于各种外生变量的存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Kornai，1986）[6]、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Shleifer 和 Vishny ,1994）[7] 以及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林毅夫、蔡日方和李周 ,1998; 林毅夫和谭国富 ,1999 等等）[8][9]。内生解释则将软预算约束看作是特定体制内生的现象，是一种动态的承诺问题 (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在研究文献中，该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比如，钱颖一（1994）指出这种内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前苏联经济中的物资短缺；（钱颖一、许成刚，1998）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会缺乏创新；Zhentang Zhang （1999） 认为，如果剥离国有企业的各类政策性负担，并分离公共与私人两品的提供，让企业仅仅提供私人物品，这样，对国有企业的亏损便不再承担直接责任，同时消除国有企业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巴曙松等（2005）认为1998年至今，银行体系进行了垂直化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政企分开的力度加大，但地方 GDP指标仍是地方政府政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逐步放弃直接从国有银行体系争夺资源，而转为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企业的 “逃、废、债 ”行为等来间接争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这些研究都表明预算软约束在国有企业中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我国的民营企业尽管很大一部分脱胎于乡镇企业或由国有企业民营化而来，与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分支机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有获得政府援助的可能性。(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 的研究表明，在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下，最初的贷款人由于受流动性约束，不能用自己的资金来给坏项目再融资，那么坏项目要想获得再融资，必须从外部银行来获得资金，而新来的银行与初始融资银行之间就项目重组和收益分配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无效率可能通过减少再融资收益而使得再融资不再具有吸引力。Huang 和Xu（1998）从分散化的银行体系导致投资人在项目再融资时将要实行的结构重组战略方面存在冲突这一视角来论述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
　　D-M模型(Dewatripont和Maskin,1995）从新的视角，内生化地揭示了软预算约束产生的一般规律。（Dewatripont和 Maskin 1995）认为，软预算约束出现的根源在于沉没成本的存在破坏了银行对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清算的威胁有效性，不可避免地，最终银行将选择对项目再贷款而非进行清算。D-M模型的深刻研究在于，政府或银行之所以给予坏项目再投资，原因就在于事后有效（expost efficiency）（即在某种条件下再投资的边际效益大于清算边际成本）[11]。事后再融资的收益超过清算的收益(Kornai，1980;Dewatripont & Maskin ,1995)[12]；由于企业间密切的交易债务( 三角债) 联系导致清算成本过高(Peroti,1993)[13]；由于可替代项目质量低下迫使企业被迫选择提供再融资(ErikBerglof, 1997)[14]；债务有限责任所诱发的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 激励(Stiglitz , 1994)[15]；银行利用政府软预算的寻租行为(Berglof & Roland, 1997)[16]等。如果政府或银行己经对坏项目进行了 1个单位的投资，那么政府或银行在第 2阶段开始时，已经不能再考虑其在第一阶段中所投下的 1个单位资金了，因为这 1个单位资金已经成为沉淀成本（sunk cost ），它所考虑的只能是第 2个单位资金与收益的比较。从这个观点来看，政府或银行仍然是理性的，仍然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D - M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从沉淀成本和再融资的事后有效的角度，内在地解释了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理[17][18]。
　　2相关利益方的目标差异
　　企业规划了个项目（将其标准化为1）并将项目提交给银行和政府进行融资，在企业向银行和政府所提交的项目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好项目，所占比例为，另一种是坏项目，所占的比例为；项目的好坏对于银行和政府来说事先是未知的。银行在时期初期给每个单位注入1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结束时好项目产生回报，企业的收益()，而不良项目只有当员工付出高的努力时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银行在期开始面临着对老项目再注资或对新项目融资选择，若选择对企业再融资追加注入1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的末期会产生回报和企业的收益。银行也可以选择对新项目融资，假定在时期新项目好的概率为，在末期假定银行知道了项目的类型并且没有新项目的进入，在时期的初期银行面临着对项目再注资或对项目进行清算的选择。银行可以选择追加注入1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的末期项目会产生回报和企业员工收益，如果进行资产清算则银行获得的清算值为，而企业雇员的收益为0。
　　 　　图1 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的融资博弈过程
　　企业为项目筹资向银行贷款，并假定银行贷款是企业唯一的债务，项目在期开始，在期结束，项目的收益为；贷款在期发放，在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贷款利率为。在期，企业需要选择履行合约还本付息或者选择违约不按合约约定还贷，而银行在观察到企业违约行为后面临对企业进行清算或者不清算的选择。
　　假定政府的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软化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导致更多的企业选择违约免费论文下载。
　　企业、银行和政府还贷博弈的参与者集合为{企业，银行，政府}，企业的行动空间为{违约，履约}，银行的行动空间{清算，不清算}，政府的行动空间为{补贴，不补贴}，政府的补贴政策是如果银行不清算将给予信贷双方补贴。企业、政府、银行三方还贷博弈分三阶段：期，企业选择履约或者违约；期，政府观察到企业行动后选择补贴或者不补贴，假设政府的补贴总额为（政府给银行的补贴为,企业得到的补贴为）；末期，银行观察到企业与政府的行动后选择清算或者不清算。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博弈如图2。
　　
　　图2 企业、银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
　　（1）为企业正常经营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效益，是正常经营所创造的财富、为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税收以及国家和地方增长的正函数。如果，银行在末期不选择清算，企业正常经营，而由于博弈分析，新项目企业采取低努力程度的策略。银行给新项目贷款，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再给老项目融资，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当，
　　即时，在期政府占优的选择是：对银行和企业都不实施补贴政策，从而实施对企业的硬预算约束，由于，企业采取高努力的程度。反之，当时，政府选择补贴企业和银行实施对老项目的再融资。如果，银行在末期选择清算，当企业确信银行事后会清算，由于，企业会选择高努力程度。则在期银行给新项目贷款，政府的预期收益为：
　　
　　而给老项目在注资，政府的预期收益为：
　　
　　当，即时，在期政府将采取不补贴，而对企业实施硬预算约束。反之，政府对企业实施软预算约束。
　　如果，则正常经营的企业产生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给政府带来了正的效用。，企业选择违约，政府不采取补贴政策，银行选择清算，政府的收益。若，企业选择违约，政府不采取补贴，银行选择不清算，企业正常经营，政府得到的收益为。若，企业选择违约，政府实施补贴，银行选择清算，政府的收益。若，企业选择违约，政府采取补贴，银行选择不清算，企业正常经营，则政府的收益等于企业正常经营的收益减去政府给企业的补贴。
　　（2）企业正常经营，按合同履约，银行的收益为贷款本息（为银行提供企业贷款的资金额）。如果，政府实施补贴，银行在末期不会选择清算，企业正常经营，而由于，此时新项目企业采取的策略是低努力程度。则银行给新项目的贷款的预期净收益为：
　　
　　 　　而给老项目再融资的预期净收益为：
　　
　　当，即时，在期银行将会将资金优先用于对新项目的融资上；反之，当时，银行的资金将优先用于对老项目的再融资。如果，对于银行而言，在末期选择清算是事后最优的；假设企业确信银行事后会清算，且由于，企业会选择高努力程度。银行给新项目贷款的预期净收益为：。而给老项目再融资的净收益为：。当，即，在期银行将资金优先用于对新项目的融资上。反之，，银行的资金将优先用于对老企业的再融资上。
　　当，无论有无政府补贴政策，一旦企业被清算，企业将以全部资产(这里假定企业全部资产都投入项目，因此项目结束时企业资产等于企业项目收益)负有限责任。若，企业选择违约，银行不清算而政府实施补贴政策，银行的收益等于无补贴收益加政府补贴。很显然，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企业违约不被清算，银行的收益至少不小于无补贴情形，即。
　　（3），企业履约收益为还本付息后的盈余。若，一旦被清算，企业以全部资产(这里假定企业全部资产都投入项目，因此项目结束时企业资产等于企业项目收益)负有限责任。为无政府补贴情形下，企业违约而不被清算的收益。由于政府补贴的前提是不清算，因此，无论政府是否实施补贴政策，企业违约被清算后的剩余收益不变，。当，企业违约而不被清算的情形下，得到政府补贴后的企业收益等于无补贴收益加上政府补贴。根据假设，显然有,即得到政府补贴后，企业在银行不清算情形下的违约损失小于银行清算情形下的违约损失。
　　采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三方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1）如果且 ，则均衡结果为：均衡行动组合，均衡支付组合。
　　（2）如果且，则均衡结果为：均衡行动组合有及博弈分析，对应的均衡支付组合。
　　（3）给定，如果且，但且，则均衡结果为：均衡行动组合，均衡支付组合。
　　（4）给定，如果且，则均衡结果为：均衡行动组合，均衡支付组合。
　　由以上可知，政府补贴会导致：企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即支付满足且，但且的情形）将选择违约。如果没有补贴，银行观察到企业违约，将选择清算，企业面临着硬预算的约束。因为，此时银行选择清算的收益大于其选择为企业继续融资或转贷等不清算所得收益。如果企业被清算会造成巨大的外部负效应（），政府将会为鼓励银行不清算企业而提供补贴，其结果将使得银行选择不清算的收益大于其选择清算的收益，从而使银行面临企业违约时将放弃清算。知道银行的策略，如果政府为不清算提供的补贴使得企业在“违约而银行不清算”所得大于履约所得，那么企业将会选择违约。可见，政府的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软化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导致更多的企业选择违约。
　　3 结论
　　在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的还贷会受到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软预算约束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条件下各主体（政府、企业、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一种均衡结果。政府出于对社会就业和稳定的考虑，有着强烈的动机通过控制、补贴银行来实施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尤其是当前经济转轨时期，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干预经济主体决策的惯性。而银行在考虑对企业实施清算的前提下，衡量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也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即使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要具体实施对企业清算和企业破产时，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政府的干预，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抵押市场的落后等都往往使得清算过程难以进行，软预算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也就在所难免了。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解决好“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无论体制改革还是政策制定，只有实现国有银行和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并使企业对其努力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割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企业不再成为政府谋取社会政治利益的工具，让其独立于政府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完全按市场化运作，消除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的情结，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企业信贷的违约率就会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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